著名历史学家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，专长研究中国哲学、五四运动史等领域。
胡适之先生去世后，时间过得特别快，一转眼就是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了（编者注：胡适先生逝于1962年2月24日，本文作于1987年）。我想我们这时来纪念他，若要列举或总述他一生的成就、贡献和影响，恐怕不能突出他的特色来，若只拿某一点来说，又恐怕会以偏概全。我现在提出“胡适风格”这个题目来讲，目的就是，一方面想这样来认识他一生成就的整体，另一方面又照顾到他为学、作文、做人、治事的一个最重要的具体特点。“风格”这个词儿，在中国魏晋时代，早就用来指一个人的风度和品格，像《抱朴子》的《行品》篇和《世说新语》的《德行》篇，就都这样用过；齐、梁以后，像《文心雕龙》的《议对》篇、《夸饰》篇和《颜氏家训》的《文章》篇，却用来指文艺的特征。这样看来，这个词儿好像先是给应用在人的德行风度方面，后来才用于文章品评。这与西洋似乎有点相反，在西洋，相当于“风格”一词的style源于希腊文和拉丁文，本来是指一种尖的棍子，后来用来指一种划写蜡版的铁笔，因此就发展出标示文章特色的这一意义来，再后才引申用来指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作风。关于西洋这“风格”一词本来多指文品，所以拉丁文里就有句名言：“风格露其人。”（Stylus virum arguit.）到了十八世纪中叶，法国的博物学家布丰（Comte de Buffon）竟说道：“风格即其人。”（Le style est l'homme m me.）英文就成了谚语：The style is the man。其实西洋即使用style来指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或作风，总还不像中文“风格”一词那么广泛，能代表一个人的整个道德人品，所以才有“风格即其人”的夸张说法。不过中西这两个词儿，总算是最相似的了。我现在来讲胡先生的“风格”，对这一词汇，虽然以中国意义为主，也参照了西洋的语义。我是想用来指认胡先生为学、作文、做人、治事等各方面的风度、作风和品格，尤其是他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。本来，每个人都各有风格，我为什么认为用“风格”这一范畴来说胡适特别有意义，而且认为最要紧的是从“态度”和“方法”这方面来讨论他呢？我从这一观点来考查，实在是由于我认为这个方面正是他一生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点，也是我们大家最应该向他学习的地方。从胡先生作品的风格来说，大凡读过他诗文的人，没有不觉得非常浅显明白，本末条理，通顺流畅。无论你同意不同意他所说的，你总觉得他在说清事理；当然，有时也只是他自己斟酌选择过的事理；但比起许多人来，他多半还是比较公平的。即使他反对或责备人，作品里却从来不盛气凌人，不生气，不讥讽挖苦，不故意损伤别人的自尊心，不骂人。尽管别人冤枉他，骂他，也不生气，不对骂。这样叙事、说理、分析的文章，在中国是凤毛麟角，非常罕见的。我虽然不完全赞同他主张写诗必须明白清楚，但我充分承认那种清楚明白的诗也自有它的特色和好处。胡先生作品的风格，我也许可用“平情顺理，清浅流丽”八个字来概括。虽然大家对他的作品已很熟悉，这儿仍不妨引几段来做例子，下面是他在一九一九年“五四”时期那篇有名的讲演稿《实验主义》里的一部分，介绍詹姆士讨论什么是“真理”（truth）的问题。他说：詹姆士因此下一个界说道：“凡真理都是我们能消化受用的；能考验的，能用旁证证明的，能稽核查实的。凡假的观念都是不能如此的。”他说：“真理的证实在能有一种满意摆渡的作用。”怎么叫作摆渡的作用呢？他说：“如果一个观念能把我们一部分的经验引渡到别一部分的经验，连贯的满意，办理的妥帖，把复杂的变简单了，把烦难的变容易了——如果这个观念能做到这步田地，他便真到这步田地，便含有那么多的真理。”譬如我走到一个大森林里，迷了路，饿了几日走不出来，忽然看见地上有几个牛蹄的印子，我心里便想：若跟着牛蹄印子走，一定可寻到有人烟的地方。这个意思在这个时候非常有用，我依了做去，果然出险了。这个意思便是真的，因为他能把我从一部分的经验引渡到别部分的经验，因此便自己证实了。这段话把詹姆士给“真理”下的定义和说明，用浅显的例子解说得条理分明。底下他又说：这种“摆渡”的作用，又叫作“做媒”的本事。詹姆士常说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一个媒婆，他的用处就在能把已[纵按：《胡适文存》四卷本“已”误作“未”，我手头无原本，暂臆改作“已”]有的旧思想和新发见的事实拉拢来做夫妻，使他们不要吵闹，使他们和睦过日子。譬如我们从前糊糊涂涂地过太平日子，以为物体从空中掉下来是很自然的事，不算希奇。不料后来人类知识进步了，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是悬空吊在空中，于是便发生疑问：这个地球何以能够不掉下去呢？这个时候，旧思想和新事实不能相容，正如人家儿女长大了，男的吵着要娶媳妇了，女的吵着要嫁人了。正在吵闹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媒婆，叫作“吸力说”，他从男家到女家，又从女家到男家，不知怎样一说，女家男家，都答应了，于是遂成了夫妇，重新过太平的日子。所以詹姆士说，观念成为真理全靠他有这做媒的本事。一切科学的定理，一切真理，新的旧的，都是会做媒的，或是现任的媒婆，或是已经退职的媒婆。纯粹物观的真理，不曾替人做过媒，不曾帮人摆过渡，这种真理是从来没有的。读了这段，无论你同意不同意詹姆士的学说，你总不能不觉得这番话津津有味，引人入胜。想想在那个时代，中国人介绍西洋哲学思想的，多半是那么格格不入，稍早的优秀翻译家如严复，又那么不容易懂，你就会更珍重胡先生这种浅显的文笔和风格了。我引了上面这两段话，还不是只要用来标示胡适文章的风格，另一方面还觉得这对今日中国的思想、社会颇有现实意义。詹姆士给“真理”所下的界说是，凡真理必能稽核证实，不能证实的就不是真理。这正是说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本来标准。如果一个主义实践起来，结果恰好与预告的相反，如果本来说这主义能使生产力提高，实践起来，恰好使生产力降低，这主义自然就该放弃或修正了。可是死信主义、教条的人仍然要信到死，攻击所谓“修正主义”，或至少口头上要这么说。这样，我们又不妨读一读胡先生接下去说的这一段：这种真理论叫作“历史的真理论”（Genetic Theory of Truth）。为什么叫作“历史的”呢？因为这种真理论注重的点在于真理如何发生，如何得来，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。真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。真理原来是人造的，是为了人造的，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，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“真理”的美名的。我们所谓真理，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，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，这条粉笔，这块黑板，这把茶壶，是一样的东西：都是我们的工具。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，故从前叫他作“真理”；因为他的用处至今还在，所以我们还叫他作“真理”。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，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，他就不是真理了，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。……古时的“天经地义”，现在变成废话了。有许多守旧的人觉得这是很可痛惜的。其实这有什么可惜？……“天圆地方”说不适用了，我们换上一个“地圆”说，有谁替“天圆地方”说开追悼会吗？这个“真理工具”说，虽然在哲学上还可成为争论的问题，但它的确可能用来避免政治上和社会上许多僵化症的发生。胡先生接受这种学说，也许有助于他那种只讲论证，容许商榷的作风。至于这段文字里，用了三个“如何”、两个“不是”之后，接着又一连用了七个“是”字，还有许多带“这”字和“了”字的排比句法，来说明真理并非一个先验而永在的东西，这充分表现了他文章清楚流畅的风格。当然，像他如此这般否定这样，肯定那样，岂不也像不容许商榷吗？可是依照他们这种理论，他们原不把自己的说法看作永恒不变的真理，只要有更有力的证据，他们随时都可修改或放弃。所以这种态度，到底还是比较开明的。这种理论和写作的风格，自然和人品有密切关系。一般认识胡先生的人，对他的做人与治事，已说得很多了。许多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都觉得他非常心平气和，平易可亲，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和立场，也能宽容和同情别人，虽然也颇好同，但并不恶异。治事似乎真有点像他自己所说的，颇尚无为而治，细节不是他的长处，却能信人办事。简括说来，他是能洁身自守，也能替别人着想。自己所喜好的朋友、门生和信徒，自有一个大小圈子，不过倒也不太妨碍别人，这就很难得了。一生早识时代的先机，像白话文学、新思潮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推动，早成不朽之业，早得大名，因此也受了些限制。他才去世时，我在一篇追悼文章里说过：有人说他“誉满天下，谤亦随之”，我却更要说他有时是“谤满天下，誉亦随之”。而最难得的是，别人谤他，冤枉他，他仍同情别人。我这儿所说的自然还不周到，也可能不十分贴切，今天比我知道他更多更深的人不少，一定能有更妥当的评论。这儿只算是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。就凭这个粗浅看法，也可见他文章的风格和做人的风格是完全相通的，许多别的优秀人物固然也往往类似于此，不过适之先生在这方面正如我开头时说的，却特别显著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我素来有个看法，觉得他之所以能熔铸成这样一个风格，主要是由于他对“态度”和“方法”有特别深切的自觉。这个自觉，除了个人才性、家庭背景和自学自修之外，还有两个重要因素，就是师友的切磋和那个实验主义给他在哲学思想上的影响。大家都知道，胡先生在治学和思想方面，很早就重视方法，对“治学方法”，写过讲过多少次。他也说过，他考证《红楼梦》是为了“要教人思想学问的方法”。考证别的小说，也因为“这可以做思想方法的实例”。我们也早已知道，他的老师杜威和其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家，都特别注重方法和推理证验的过程。他们有时甚至把哲学就看作方法论。所以胡适特别注重方法，原不是意外的事。可是我在这儿要格外指出的乃是，胡适之先生在提倡治学和思想“方法”的同时，连带强调了“态度”。我们都知道他曾经把自己的方法论，也就是他对实验主义方法论的了解，简单归纳成两句话：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。”这两句话后来非常著名，几乎成了他的标志。记得我有一次问过他：“假设”和“求证”当然可以说是方法中的两个最重要的过程，但“大胆”和“小心”却只是一种态度，胡先生，你是不是有意把态度和方法结合在一起？是不是认为态度有类似于方法的重要性？胡先生答说：我是有这种想法的，我认为一个人的态度怎么样，很可能影响到他怎么样运用方法，有时候甚至可能决定他怎么样运用方法，甚至于影响或决定他研究和思想的效果。所以我把态度和方法连在一起来说，才提出那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两句话来。我听了他这答复就告诉他，因为我收藏有杜威那本名著《怎样思想》（How We Think）一九一〇年的初版本，这年胡先生刚到美国。我也收藏有杜威一九三三年的修订本，因此我曾特别注意到他一开始就强调态度和方法的结合。他在初版自序里特别指出“科学的心态”（scientific attitude of mind）和“思想习惯”（habit of thought）的重要性。他说他这书正是要根据儿童和青年纯真好奇、富于想象力和喜欢试验等天性，来教育他们发展这科学的“心理态度”和“思想习惯”。全书自然贯注着这个要点。但到了修订本就把“态度”提得更明显、更重要了。在初版本第二章的末尾，他只用一两句话来指出态度的重要性，但到了修订本就把这几句话扩充成新的三节了，这三节的标题是：“态度的重要”（Importance of Attitudes），“态度与技巧的方法之结合”（The Union of Attitude and Skilled Method），和“几个重要的个人态度随时可给思维的助益”（The Bearing of These Personal Attitudes upon Readiness to Think）。他所谓“几个重要的个人态度”是指“开扩的胸襟”（open-mindness）、“全心全意”（whole-heartedness）（或“浓厚的兴趣”）和“思想上的责任感”（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）。他还指出：个人的态度比思想方法还重要。我向胡先生陈述了我感到杜威这几个补充非常紧要，这几节里的一些说明对我们也非常有用。我以为传统中国人讲读书和做学问的方法时，正是时常强调态度，但杜威说得更深入而周密了。胡先生那两句口号之所以受到中国人注意，似乎与中国的传统习惯也不无关系。胡先生当时对我的这些看法颇为首肯，要我做进一步研究，写出一些东西来。我深愧后来没有做到。现在重提此事，只是想要指出，胡先生一生风格之形成，把这种态度与方法做自觉的结合是个极重要的因素。像杜威在讲“开扩的胸襟”或“开明”那一段里，提醒我们如何自己避免偏见和为派性所蔽，避免堕入不愿考虑新问题和斟酌新观念的习惯。要我们积极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，注意各种来源的事实，充分考虑选择各种可能性，承认即使是自己最深信不疑的东西也可能有错误。告诫我们不要让不自觉的畏惧心理使自己发展出处处自卫的态度，以致不愿接受新观念，甚至不愿做新的观察。这些告诫，对胡先生后期的治学与做人，都可能有些影响。大家也许还记得，胡先生去世之前三年，特别提倡“容忍”的态度，在《容忍与自由》一文里说：“有时候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：没有容忍，就没有自由。”这自然是他晚年一个极重要的意见。那时我们一批在美国的朋友们，包括今天在座的唐德刚教授，在纽约办了一个月刊——《海外论坛》，胡先生也寄了一篇讨论曹雪芹小像的文章给我们，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号发表，我就借这机会，在同期发表了一篇题作《自由·容忍·与抗议》的文章，来补充胡先生的说法，认为自由民主必须有两个轮子：容忍与抗议。我们必须容忍抗议，必须抗议我们认为不该容忍的事，抗议的人更要容忍别人的抗议。已故的卢飞白教授当时读了我那篇文章后，就用“李经”这笔名写了一篇读者投书，来支持我的意见，并且建议，容忍的精神就是孔门所说孔子的“恕”，抗议的精神就是孔子的“忠”。胡适之先生一生正具备这两种精神和态度。我觉得这个评估，是非常有见地的。胡先生读过我们的意见之后，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里，的确又用抗议的精神和态度来平衡了容忍。他去世后不久，我在《海外论坛》一九六二年五月“胡适之先生追悼号”上发表了一篇长文《胡适之先生的抗议与容忍》，分析了他一生这两种精神和态度发展的历程以及平衡的表现。指出“对他思想和态度最有决定作用的”，“是他在美国所受的七年教育。尤其是一九一四年，可说是他一生的转捩点”。并且分析和指出，他那时的美国女朋友韦莲司（Edith Clifford Williams）对他的重大影响。指出他如何在态度和方法上发生了自觉，如何培养出早期“容忍性的抗议”的态度与精神。事实上，他这种态度、方法和精神，正是他风格的要素，也是使他成功最多的因素。关于采用新态度和新方法，以及介绍近代西洋哲学思想到中国来的问题，还必须指出重要的一点：如果单把态度和方法的抽象原理原则，哲学思想的观念理论介绍过来，肯定难使许多人了解和懂得应用。由于实验主义主张，只有通过经验和实践，才能接近真理，而胡适介绍这种方法和思想，又多是结合传统中国已有的、类似的方法与习惯，如考证学、汉学，用实践做例子表现出来，像小说考证和整理国故等，所以最能生效，最能扩大影响。这样的采用和介绍，也往往容易使人觉得，这只是一种琐碎肤浅的应用而已，谈不上高深的学说和理论。有些青年学者甚至轻视胡适，指摘他没有在任何学科部门中，做出高深而有系统的贡献。这个看法，表面上披着灿烂光彩、学术专科的外衣，其实不免忽略了杜威实验主义在哲学方面革命性的本质。正如胡适说的，杜威把过去哲学里的根本问题，都“以不了了之”。不弄那些“哲学家的问题”了，只把哲学“变成对付‘人的问题’的哲学方法了”。这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教育人养成“创造的智慧”（creative intelligence），把知识思想作为人生对付环境的工具，在生活经验中来解决具体的问题。杜威把这个过程，分析成他那众所周知的五步说。胡先生把这个理论，活学活用到中国来，像在“五四”时期提出“问题与主义”来讨论分辩，可能即受此影响。这比写出一篇艰深的专门哲学论文来，功效决不较小。我们怎么可只囿于传统哲学或专科的习惯，来低估他的贡献呢？最后，在纪念胡先生逝世的今天，检讨他文章与做人的风格，我不妨举出几个我个人亲知的实例来，说明他一生思想和风范感人之深。一九五四年后大陆上批判《红楼梦》研究，许多红学家遭到攻击，说是受了胡先生的影响，俞平伯先生首当其冲。但一九七八年，我见到俞先生时，问起这事，他就感慨深长地说，虽然目前还“心有余悸”，但他一生研究红学，写新诗和白话散文，无不受了胡适先生的启发和影响，“终身也洗不掉的！”五十年代，朱光潜先生发表一篇文章批评胡适，说以前有一天，他去看胡适，见他书房桌上到处摊开着许多书，这就证明他平日无实学，临时东抄西摘。这篇文章，纽约华文报纸也有转载，我的一位熟人去问胡先生，读过有什么反应？胡先生大笑说：“朱光潜先生文章写得很好！在那种环境里，他怎能不写？我非常同情他。”一九八一年，我见到朱先生，我们除了谈到他以前的学生陈世骧教授和一些文学理论之外，我就把胡先生说的话告诉他，问他的感想。他望了望陪我去的那位年轻人，然后低下头来，用十分富于感情的音调说：“你知道吗，我的大半生都在这北京大学教书，我如果不到北大来，还不知终生会怎么样了。我到北大就是胡先生尽力介绍来的！”他说到这里就呛住了，沉默了许久，说不出话来。我无可奈何地转换了话题。现在朱光潜先生也已经去世了，所以我也就可以照实记录下这次的对话了。还有一件，大家也许早已知道，另一位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，也曾受过胡先生的指导和“牵累”，当然也不能不和他“划清界限”。他现在是鲁斯学人，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做研究，我这次动身的前一天，他交给我和唐德刚教授一首七言律诗，现在请大家来读一读。这诗感慨系之，用不着我来解释了。第七句德刚当之无愧，汝昌自己更不能辞，我却决不敢当。我就借用这首诗来结束今天的讲话吧。策纵、德刚两兄行将赴台出席胡适之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大会，余时方在北美，书感即呈郢政。
平生一面旧城东，劫后私藏札数通。
文运孰能开世纪？学人佥谓仰宗风。
离离宿草春吹碧，浩浩新章晓破红。
重见大师衣钵在，百端欣慨共君同。
余于一九四七年，始撰研芹文字，蒙先生惠札，并召谈于其东厂胡同寓斋。“文G”即兴，余所有信札，多遭散落，独存先生手书六通，皆红学史上之重要文献也。第七句属策纵、德刚两教授。
弟周汝昌拜草丁卯新正下浣
本文原载于《传记文学》第五十卷第三期（1987年3月号）。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，不得用于商业用途，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。如转载，请标明原出处和“勿食我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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